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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天花隔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杜金早在汉代，官方主导的隔离就已经成为一种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手段。汉平帝统治时期，病人被安置在空房子里，由政府提供药品。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隔离病房。金朝曾将隔离的范围扩大到“密切接触”，规定如果朝臣家庭中有三人以上感染了这种流行病，即使他们没有生病，也不允许他们在100天内出庭。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在瘟疫爆发的情况下，官员们在家休假，政府事务几乎停滞不前。

《养吉斋从录》提到了清初的一次防疫和控制。顺治初春，天花在北京城爆发，引起不久前入关的清朝统治者的恐慌。法院下令将所有患天花的普通人驱逐出城40英里以防止感染。这种紧张是由于满族和蒙古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区，对长期肆虐中原的天花病毒几乎没有抵抗力。《清史稿》说他们“有了外遇并且死了”北京是一个人口稠密、流动性强的地区，天花发病率很高。除了旧方法的“痘避难所”和海关外的痘官员，朝廷已经升级了隔离方法。然而，这个仓促颁布的法令并没有考虑病人的治疗和生存，而是简单地“尽可能不要传染给我”。疾病很快就出现了。有一个叫赵的御史奉命到南城视察，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看到官员们的简单粗暴的行为，使人民更加痛苦。患天花的人被赶出了城市，有些人仅仅因为发烧就被赶出了城市。离开这座城市后，政府没有部署住在哪里或如何对待他们。许多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许多老弱病残在路上死去。这是一场天灾人祸。

身为监工的赵立即向法庭报告:“你不能随便冲人。只有当天花出现时，你才能搬出这座城市。我们应该选择城外的一个村庄，东、西、北、南，让病人住在一起。如果任何人遗弃生病的孩子，他将被移交司法机关进行严厉处罚。”总而言之，首先，我们不能任意扩大孤立的范围；第二，必须建立集中隔离场所；第三，我们必须做好对违法和道德行为的司法反应。法院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工业部选择村庄，安排集中居住，并禁止驱逐只有发烧和没有天花的人，从而稍微修改了原来的激烈措施。

天花在清朝初年的冬春季经常在北京出现，所以顺治皇帝几次停止庆祝元旦。在天花流行期间，其子女甚至邻居都患有天花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办公室。直到康熙朝推广民间疫苗接种方法，情况才有所改善。

历史学家的语言:面对不受人类控制的传染病，中国古代政府除了自发避免流行病外，早就有了被迫隔离的意识。直到今天，由政府主导的隔离措施仍然是预防和控制疫情蔓延的有效措施。然而，历史也提醒我们，隔离和防疫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强制隔离的时间、范围和方式不仅关系到生命安全和健康，也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对危机的预测、对民生的保护、信息的交流、社会的有序参与、资源的整合和分配、不同地区的分级管理、预防和惩罚流行病中的非法行为以及流行病后经济生产的恢复都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