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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历史上的疫情看防控措施的演变——

历史上的疾病控制和检疫规则应永远优先

疫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经伴随了人类几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死于这种流行病的人数远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人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历史也是一部抗击疾病的历史。北京在金、元、明、清时期曾多次发生疫病，其中鼠疫、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等疾病危害最大。我们纵向回顾流行病应对的历史，让读者对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充满信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现在。

明代北京的六大瘟疫都在春天流行。

据《析津志》记载，晋代建燕城。由于施工进度紧张，被转移的农民工都要承受繁重的劳动。夏季的炎热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了患病人数的增加，最终瘟疫爆发了。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颜亮请太医院和宫中僧药局积极治疗。他发了一封信，离首都500英里以内的医生前来支持他。由于采取了适当的防疫措施，疫情终于得到控制，中国首都的建设如期完成。

根据《元史》，杜源有三大瘟疫。清朝第二年(1313年)第一次；第二次是在郑智十四年(1354)；在郑智十八年(1358年)，这本书第三次说:“首都正遭受着巨大的饥饿和流行病.病人们在街上行走，死者们睡在一起。”可以看出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明代北京有12年的瘟疫，大致分布在北京、京师、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

嘉靖二十年(1541)，京城爆发了一场“疾病”。嘉靖皇帝亲自研制了《济疫小饮子方》，“向政府下达命令，用它们来帮助人民”，并命令官员向人民开药方。由此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非常重视这一流行病。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和华中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在《明神宗实录》，“瘟疫在首都内外流行，许多人已经死亡。”《通州志》说:“万历十年春，通州发生了一场比房屋更具传染性的严重疫情。虽然我的近亲不敢问。”这种瘟疫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头瘟疫”，也称为“大头风”。它的特点是红肿、发热、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五年(1587)，五月有一场瘟疫。首都接收了109590名病人进行治疗。

在明七年(1627)和崇祯七年(1634)，由于天花的流行，在北京郊区建立了天花避难所来隔离感染者。

崇祯十四年(1641)“当丁亥在七月，北京非常流行。病人们走近了，彼此疏远了。他们远离寺庙和空房间里的人，以避免感染。

崇祯十六年(1643年)，首都爆发了一场瘟疫。夏燮在《明通鉴》中记载"首都遭受了一场大流行病，死亡人数不计。"据包所编《甲申朝事小计》，“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发生大流行。这种疾病被称为心脏病中的一个结.这场大流行病混杂着人和鬼。”“死亡就在人的后脑勺。十个房间是空的。甚至所有的家庭都筋疲力尽。没有人来收集它们。”这表明当时的疫情极其严重，已经到了无人认领的地步。疫情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当大瘟疫来临时，人们非常害怕。许多被感染的人没有去治疗它，而是邀请巫师和女巫到他们的家里来医治病人。

明朝北京的六大瘟疫都是在春天流行的，也就是最早的时候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命令内务厅找医生治疗牛痘。两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春谷和陈天翔被请来给王子的孙子接种牛痘疫苗，以治愈王子的孙子的牛痘。从那以后，人类痘疫苗接种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天花得到了控制。

康熙二十年，热河木兰围场开始修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在蒙古和西藏爆发天花和其他传染病。因为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稠密。他们对北京的水土不满意，有更多的机会被感染。蒙古和西藏的王子和喇嘛在避暑胜地或木兰围场朝圣可以减少感染的可能性。在

甘龙时期，一方面进行了人类痘疫苗接种，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隔离和避免感染。在甘龙统治的第三年(1738年)的11月，甚至规定那些没有患天花的人在任时不应该被临时提拔。

北京瘟疫发生在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说:以明代北京名医张景岳、吴佑可的治疗方法，瘟疫是治不了的。

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专门预防天花的“张静治天花”的官职。在随后出版的《海录》中，记录了“所有从海上返回的船只和从其他国家返回自己国家的船只将有先遣人员检查是否有牛痘。如果有的话，在牛痘痊愈之前，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港口。”

光绪二年(1876)春天，北京有一场“咽喉风”。谭嗣同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当时有许多人死于这种疾病，甚至每天出城的棺材也经常在大门口切断交通。瘟疫在历史书上被记录为“喉咙风”，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北京和天津爆发霍乱。由于潜伏期短，传染性强，发病突然，患者发病前无症状。疾病突然发作后，病人在一两个小时或半天左右死亡，老人在一两天内死亡。几天之内，这种疾病的发病率达到了顶峰。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死去，那时人们很恐慌。6月10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给参谋长徐世昌的信中说:“最近，疫情蔓延，造成多人受伤。”

清代鼠疫《清史稿》在全国范围内记录了149例鼠疫，但总的来说，北京没有元朝和明朝那么大的鼠疫。其中一个原因是清代首都的鼠疫防治措施优于元代和明代。

康熙反对巫师跳神治病

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对付流行病

在元明清600年间，北京在预防和控制大瘟疫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特别是在清朝，由于害怕得天花，特别注意疾病的预防。

在甘龙统治时期，政府把预防瘟疫的知识和简单的药方烧在石板上，放在首都的胡同口给人们看。

历史上在首都的大街小巷有许多水井。为了防止鼠疫污染水源，一旦发生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市武装部的主要任务是让“井窝子”(即卖水的水店)覆盖水井，防止老鼠和“病瘤(病毒)”落入和污染水源。同时疏通沟渠，及时排放城市污水。

元大都和明北京有九次大流行，都是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清朝康熙年间，天花在北京流行。康熙皇帝下令在广宁门(现在的广安门)外建立一个“天花避难所”，隔离病人，减少疫情的传播。后来，在四个d

除了恐慌，北京的居民将尽最大努力应对古代的大瘟疫。医生会开出处方，仁慈的人会付钱给病人。那些有号召力的人会号召每个人去买棺材来埋葬死者。邻居、亲戚和朋友也会捐钱帮助弱者和有需要的人。有时，帝国政府的亲属和官员也捐款救灾。

元大都是一个拥有6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商人和传教士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旅行。元大都市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比欧洲黑死病晚了7年，这与当时的防疫有关。因此，鼠疫的传播和预防是国际性的。

大瘟疫的流行肯定会影响社会经济。在帝国时代，原本隐藏在疫情中的社会矛盾会变得更加明显甚至激化。元顺帝和崇祯皇帝并不了解这一事实，这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广泛的民众起义，后果严重。清朝开明的皇帝在灾后总是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给予救济、减税、开设慈善仓库、建立粥厂等。以缓和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社会生产。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发生了一场瘟疫。康熙皇帝命令官员向疫区分发银币，以埋葬死者，防止腐肉传播疾病。他还下令大兴和万平两县建立粥厂，以减轻瘟疫受害者。

防疫总局成立于清朝末年

颁布《预防传染病章程》

1909年清朝宣彤元年颁布17条。其中，第一个是“霍乱、鼠疫、天花、白喉等传染病都包括在所谓传染病的章程中”。第三条是“传染病和因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应当在当日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第四条“患有传染病的人员应当按照巡警局的指示使用清洗消毒方法”。第11条规定:“医生诊断传染病时，必须告知其家属消毒和清洁方法，并立即向警察部门报告。清洗方法包括:清洗、清洗、疏通和运输。消毒方法包括:焚烧消毒、蒸汽消毒、石灰消毒、药物消毒等。

宣彤第二年(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中国东北流行并迅速蔓延。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死亡人数达到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尤其是哈尔滨。

为防止疫情传入北京，次年1月9日，民政部拨款组建临时防疫总局，位于梁倩胡同市政府医院内。在永定门和佑安门外分别设立了防疫室、隔离室和防疫室。

这场瘟疫流行于中国东北。除了黑龙江和吉林的死亡人数之外，它还引发了一场超过6万人死亡的肺炎疫情。在此期间，从海外回国的西医连德吴医生被聘为总医务长，领导疫区的防治工作。

1911年1月，连德吴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采取了各种预防和控制措施，如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病人的尸体、建立接收病人的医院。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才最终扑灭了震惊中外的鼠疫疫情。民国时期，北京的卫生防疫管理体系逐步完善。1912年，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史静警察局的卫生部负责道路清洁、卫生防疫和医院管理。机制f

1925年5月，中央防疫部门与史静警察局商定在内左翼第二区设立一个公共卫生办公室，由一个单独的防疫部门负责流行病调查和疫苗接种。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和《临时防疫处办事规则》，规定传染病患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或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患者)的亲属和联系人必须是报告者，并应在发现后24小时内向当地卫生当局报告。嘉宝负责人、警察、医生和护士应在发现传染性病人后24小时内向卫生当局报告。

1932年4月，天花开始在北平蔓延。北平特区第一卫生区办公室印发传单，建议该区居民预防天花，并略加说明:“天花是一种可以由男人、女人和儿童传染的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这种疾病的唯一方法.如果这个地区有50多个学校工厂，我们可以通知研究所定期派人引进天花。所有手术药物都是免费的。”

1933年11月，传染病医院给市民免费注射白喉和猩红热血清。12月，北京市第二卫生区卫生所在西单红庙胡同成立。随后，北京市第三卫生区卫生所设在东城梁倩胡同，北京市第四卫生区卫生所设在西城大成巷。这些卫生所主要负责该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成为当时北平专门防疫机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5年，北平市政府颁布《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应接种一次疫苗，6至7岁的儿童应进行第二次接种。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天花患者的所有家庭成员及其接触者都应立即接种疫苗。如果他们没有接种疫苗，他们应该免费接种。除了执法，他们还应该被罚款。

1937年，为了开展大规模的霍乱防治运动，北平市专门设立了广播电台。1937年11月，市政府办公室批准备案《传染病预防条例》。

1938年6月，市卫生局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条例》。同年7月，卫生局发布了第《传染病预防之清洁及消毒方法》号法令。自1938年以来，北京开展了疫苗接种运动，市卫生局制定了春秋两季的疫苗接种方法和上门接种的实施办法。疫苗接种主要集中在1938年秋至1939年春和1941年春至1942年秋。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有43136人死于霍乱。鼠疫死亡人数为13，627人。天花死亡人数为5802人。伤寒的死亡人数是1580人。

从1926年到1946年，北京发生了12次霍乱大流行，其中最严重的是1943年。根据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的统计，当年6月和7月，北京市只有3例霍乱病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八月份，北京发生了霍乱病例。截至10月底，已发现2136名霍乱患者，其中1872人死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之内，北京的金鱼胡同、东寺、鼓楼东街、Xi安门、崇外街、天桥、南苑、丰台、门头沟等地区成立了20个区防疫委员会。

1949年1月，南郊、西郊和东郊的卫生所相继建立了卫生防疫站。随着基层防疫机构的建立，北京的卫生防疫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然而，20多种传染病，如白喉、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仍不时在北京发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所有的战争和流行病

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首先在中国被消灭。血吸虫病是一种相对区域性的慢性传染病，在中国已流行了2000多年，主要发生在南方，尤其是河流、湖泊和海洋。自1955年以来，血吸虫病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政府动员群众消灭了——只蜗牛，这是血吸虫病的根本原因。到1958年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时，主席M

1962年，全市共发生伤寒和副伤寒病例1392例。1976年，伤寒病人得到免费治疗和报销。

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沿用古老的“异化法”，实施社区隔离和家庭隔离措施，效果明显。同时，人们戴上口罩，经常洗手和消毒，以保护自己，避免近距离接触的危险。在此期间，抗非典药物和相关商品的价格没有上涨，政府向市场投放了大量人民生活必需品，停止了抢购，稳定了市场价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不仅战胜了流行病，还战胜了恐慌。

目前，新的皇冠疫情迫在眉睫，但中国的整体实力和医疗卫生体系已不如从前。从古至今，中国在预防和控制危害特别严重的疫情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思考和学习。

文/王兰顺(北京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