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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范伯群(1931—2017)，浙江吴兴县(今浙江湖州)人，1945年随父母迁居苏州，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任职于南通中学、江苏省作协、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化局等单位。1978年调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83年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86年被评为教授，1991年成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第一批专家。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八五”先进科技工作者等荣誉。退休后受聘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今演变”研究室，任专职研究员，2014年当选首届“姑苏文化名家”。2017年12月10日于苏州逝世。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专著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并获第二届思勉原创提名奖。

范伯群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如鲁迅、郁达夫、冰心、高晓声、文赋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并做出了突出贡献。

范先生的新文学研究落地生根，通俗文学填补了雅俗文学的空白，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他的研究贡献、勤奋的学风和人格精神，一直为后世所效仿。

智慧守元气

1945年，14岁的范伯群离开他的出生地浙江湖州，到苏州求学。从此，江南古城在美丽和优雅中保留了他的大部分生活。

范伯群来到苏州后，先后就读于私立乐群中学初中和伯乐中学高中。作为一名学生，他意气风发。1949年9月，他作为联邦代表出席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欢迎新中国的到来。

1951年，范伯群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复旦大学成立后，日月争辉”，他在复旦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当时、刘大姐、吴等著名学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苏、陈、吴敬琏等教授相继调到复旦大学。这些著名教师的指导陶冶了范伯群的大学时代，尤其是贾植芳先生的到来，对年轻的范伯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植芳在复旦大学开设了“现代文学选读”和“俄苏文学”等课程。范伯群、曾华鹏和史昌东成为贾植芳最欣赏和重视的学生。大三第二学期，贾植芳给了范伯群他们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王鲁彦论》。

作家研究为范伯群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2008年，贾植芳去世了。在追悼会上，范伯群代表他的弟子们说:“1952年，在他的指导下，我成为了他的一名学生。在跟随贾先生的这56年里，我一直深深地感到成为贾先生的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贾先生不仅教我们如何“打开”学术研究的“诀窍”，还教我如何通过言行成为一个杰出的人。”

受贾植芳的影响，范伯群一生也“写下了一个辉煌的字”。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正当期待的学术前景展现在范伯群面前的时候，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并被逮捕入狱。由于与贾植芳的密切师生关系，范伯群在隔离和考试后离开了复旦。

年轻人的光明前景突然变得暗淡。“任刚没有码头。在船员的帮助下，我先用绳子把铺盖和行李吊到划艇上，然后我被吊了下来。划艇摇向岸边，我踏上了南通的土地”。1955年，本该去大学讲堂的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学当语文老师。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的生活一直处于抑郁状态。

然而，范伯群以其踏实认真的工作和非凡的才能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南通中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校长。现在他们都80多岁了，但他们仍然从南通跑到苏州，还写文章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中学教师的工作并没有阻止范伯群的学习信念。1956年，他开始和他的同学曾华鹏一起写一篇作家的文章。1957年，《《人民文学》》第5期和第6期发表了《郁达夫论》，收录了他和曾华鹏的研究成果333.544亿字。秦兆阳在《编后记》中说:“我们想从《郁达夫论》的出版开始，希望有兴趣的人能对我国现当代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郁达夫论》不仅是范伯群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新中国学术界研究当代作家的“一个开端”。然而，当时站在学术界前沿的研究人员只有26岁。

从《郁达夫论》开始，关于冰心、蒋光炽、叶的论文陆续发表。范伯群因成绩突出被调任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然而，努力工作带来的生活事业的改善再次被打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范伯群进入了“五七”干校。他生来就具有不屈不挠和乐观的韧性，在这样一个艰难动荡的时代，他仍然能够安下心来学习。“干校里只能读一种书，那就是‘毛选’。但是，因为毛主席说要“读鲁迅”，所以我把《鲁迅全集》搬到了干校。白天，我将成为一所“杭友杭友学校”，晚上，我将在灯光下阅读鲁迅的作品。当我放松监管工作时，我将被允许在周日自由行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直奔镇江码头去买船票。我漫步到刘炜。同时，他到了扬州师范大学，找到了曾华鹏。当我们交谈时，我们俩都觉得在这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精神活动”的活力。”

在“精神生活极度贫困的日子里”，鲁迅成了范伯群的精神支柱和智力力量。“文化大革命”后，关于鲁迅作品的文章陆续发表。1986年，范伯群、曾华鹏出版了《《鲁迅小说新论》》。这本书不仅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受欢迎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顽强学术生命的见证。

雅俗双翼飞

1978年，范伯群转到江苏师范大学，后来又转到苏州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师生涯。自1955年离开复旦以来，已经有20多年了。《鲁迅小说新论》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也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

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了《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这是《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出版，引起了当时需要废除的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78年至1986年，与范伯群、曾华鹏合作的鲁迅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以鲁解鲁”，不仅为“文革”后的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思维方法，而且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帷幕。

同时作为鲁迅的研究成果，有《王鲁彦论》 《现代四作家论》 《冰心评传》等著作。它们并不是仓促出现的，但经过近30年的积累、思考、写作和潜水，它们一旦被允许就会涌出。范伯群的智慧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其耀眼的能量。

1960年，范伯群调任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后又担任《郁达夫评传》杂志编辑部理论组组长。在江苏省文联工作期间，他与艾轩、陆、等成为朋友，并经常交换意见。1979年，范伯群关于艾轩《雨花》的文章分别发表于《碧螺春讯》、1981 《新华日报》和1982 《陆文夫论》。此后，许多当代作家的评论被发表。

作为批评家，范伯群对他同时代的作家有一种理解的同情。时代的普遍环境使他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看到了彼此的心灵。范伯群的当代作家评论深刻、准确、感人，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

作家和评论家的立场是相互的。批评家可以从作家的创作经验中学习，作家可以获得批评家的洞察力。当范伯群开始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拓展自己的领域时，作家艾轩发表了一篇评论《高晓声论》，生动地描述了范伯群孜孜不倦的学术道路。

这个“另一翼”是通俗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组织并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辩论与社区信息丛书》。苏州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任务是编写《找回另一只翅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范伯群开始了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

范伯群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整理史料，为通俗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二是开拓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领域，纠正长期以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回归通俗文学的本来面目。三是确立大众文学的历史地位，大众文学和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翼。四是树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构建新的方法论体系。五是重新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提出许多重要而有影响的学术观点。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礼拜六的蝴蝶梦》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 《晚清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和“中国现代通俗作家评论系列”等。一部又一部的书籍和历史文集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格局。

范伯群因此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先驱。

除了他的好朋友艾轩，范伯群最关心的是贾植芳先生对他的研究的评价。1999年，贾植芳为《鸳鸯蝴蝶派作品选》写了一篇序言:“由于一些历史上的‘误解’和‘误导’，我们的文学研究有意识地将通俗文学的分支排除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即使它偶尔被提及，也被批评为文学史的逆流。这种误解源于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导致无知，而无知又进一步导致偏见。为了摆脱这种偏见和无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范伯群现在所做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寻找另一个翅膀”。

这一肯定充分确立了范伯群大众文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同样在《周瘦鹃文集》，范伯群写道:“现代文学史上的研究者们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将现代通俗文学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我们文学的两翼，未来编写的文学史应该是齐飞的两翼文学史。”

从鲁迅到通俗文学，范伯群的学术成就展现出了一种两翼齐飞的雅俗气象。然而，“两翼”毕竟是“两翼”，高雅和低俗不应该有明显的区别。1983年，范伯群发表论文《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展示了雅俗文学的互动性。

范伯群将自己的学术文集命名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坚定地表达了“充实固定术语，充实确定性”的信念。《鲁迅论鸳鸯蝴蝶派》出来时，范伯群已经53岁了。从那以后，他为“弥合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鸿沟”所做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遇逢心有寄

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下，范伯群总是尽最大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他一懂事，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袭击。灾难岁月在他年轻的心中播下了坚韧的种子。大学毕业后，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起初他的心并没有改变:“我用年轻的活力和对知识的渴望逐渐治愈了我内心的创伤。”

在干校期间，范伯群喂猪和鹅，看守菜园，还当过食堂厨师。他准备从干校“毕业”后开一家皮包店。然而，他所能想到的只是如何读鲁迅和写文章。在此期间，同学兼朋友曾华鹏全程陪同。

范伯群与曾华鹏的深厚友谊是当代学术界的一个佳话。范伯群说他们是患难之交，是一对“双打选手”。当他们离开复旦时，两人相遇了，他们必须互相支持，并在将来回到各自的文学岗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发表的论文和作品都被命名。这些论文和作品不仅是他们精神交流和智慧保存的结晶，也是他们抵抗苦难和共同奋斗的见证。

尽管他们在两个地方，他们还是继续写信。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张船票去见我的知心朋友。变老后，旅行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天都给对方打电话，问对方一些简短的问题。他们在生活中真诚的友谊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相遇，这可以转化为世界上最珍贵的生命信念。

即使生活艰难，只要有信念支撑，就会有精神天堂。20世纪80年代，范伯群住在苏州观前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范伯群在四平平方米的走廊里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这是他的“苏州四平花园”。时光流逝，在70或80岁的时候，他仍然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厚厚的书和用这种方式写的沉重的文件。老实说，可以这样说:“一份食物和一份饮料，在陋巷里，一个人不能忍受他的忧虑，也不能改变他的快乐。贤哉！”

1983年，范伯群被任命为苏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并与曾华鹏一起从“双打选手”逐渐成为学科带头人。在范伯群担任系主任之前，苏大学中文系沿袭了师范院校只重视教学的局面。“江苏师范学院”向“苏州大学”的转型，也发挥了范伯群个人不可磨灭的贡献。

范伯群心胸开阔，视野开阔。为了发展他的部门，他培养人才，申请项目和引进专家。1986年，SUU大学中文系有六名正教授，这是当时正教授最多的系。他领导的《填平雅俗鸿沟》项目被列为“七五”首批15个国家重点社会科学项目之一。

在范伯群担任系主任的五年时间里，中文系的科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科研立系”的理念确立了SUU大学中文系在全国高校学术界的地位。1990年，苏达获准设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范伯群成为这个博士项目的创始人。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系古代文学被列为江苏省的重点学科。

2001年，范伯群退休。他在《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中说:“当我被告知退休时，我也很惊讶。我怎么能在工作后不久就退休呢？”然而，在范伯群的学术研究中，退休年龄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在文章中多次谈到退休与科研的关系:季羡林“从70岁到90多岁，除了休养，退休后他至少花了20年的时间在艰苦的工作中，这是本科学习时间的5倍。他去了季羡林自修大学五次。就研究而言，他在季羡林研究所做了20年的专职研究员。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范伯群也以德高望重的学者为榜样，建立了自己的“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以熟悉的作家为榜样:“冰心说:‘人生从八十岁开始。“她活到99岁。这样，我们仍在等待生命的起跑线，等待发令枪响，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来编织绿色春天的梦想。”

范伯群摆脱了繁琐的行政工作和世俗事务的负担，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活。

该书出版于2007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解决了文学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范伯群一生中“存真”最重要的学术专著。那时，他已经76岁了。2009年《“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的出版，标志着范伯群对雅俗文学与文学史关系认识的最终成型。从《两翼的齐飞》到《多元共生》，既是范伯群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他晚年人生经历的总结。

明月正东升

范伯群对学术事业的热爱从青年到老年从未停止过。2013年，一本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出版，82岁的范伯群在《《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写道:“弥合这一差距的艰巨而细致的工程有自己的接班人。在过去，人们通常会在“为了他的荣耀而看太阳”之后加上“被即将到来的夜晚埋葬”的轻轻叹息。然而，我坚信在“看太阳，为了他所有的荣耀”中，一轮“明月正在升起”。“这正是范伯群晚年的心声。

“明月东升”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显示范伯群对学术生涯的孜孜追求，即使在晚年，他仍然充满勇气。二是表达了范伯群作为导师对“子孙后代”的希望。他希望他所创造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路径能够被他的弟子们延续下去，并代代发展和创新。他说:“太阳和月亮的更替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尽更替。它真的可以被描述为‘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复旦大学的光辉’！”

范伯群是博士生导师，也是一名中学教师。他培养了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学生中有一些成了导师，有一些成了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还有一些退休了。然而，不管学生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们都会永远珍惜老师的好意。

老师是仁慈的。范伯群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他对教学很严格，并且很爱护自己的生活。只要学生们寻求帮助，即使只是家庭事务，他也会尽力帮助他们。他的一名夜校学生回忆道:“在过去的30年里，我和范老有过数百次频繁的接触，他们都是私人朋友，没有任何公务。范老平易近人，没有文学风格。每次见面，他总是礼貌地对待对方，问问题，从写作、工作到家务。有时候，范老也和我分享他的秘密，给我一颗宽厚、善良、平等的心，让我感觉像春风一样温暖。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向他敞开心扉，毫无顾忌地向他倾诉我的喜怒哀乐。我不会隐藏或保护自己。”这种没有功利的坦诚交流可以展示一个人生活中的风度和气质。对于教师和学者来说，他们可以达到一种崇高和不朽。

与其他导师不同，范伯群不仅培养自己的学生，还教自己的学生。他培养了两代学生的成长。这在学术界是罕见的。2000年，范伯群编辑并参与出版《《填平雅俗鸿沟》》，获得多项奖项。范伯群的入门弟子是这本巨著的主要合著者。

《自序》的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樊门的弟子们在这本书里集体亮相。“樊门弟子”是对范伯群领导的通俗文学研究团队的尊称，是对范伯群培养的学者的统称。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文化单位，是科学研究、教学和文化生产的高级力量。他们中有些人已经60岁了，但他们仍然把扇门之风传给下一代学者。

2017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主编和合著者、86岁的范伯群也出版了两卷厚达100多万字的书。该书的合作者大多是范伯群的弟子。他亲自召集这些低年级学生开会讨论并为他们修改手稿。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任师范学院的努力。它的出版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中写道:“我也深深地感受到，通过这个项目的实践，大众文学研究被其他人所效仿，“第三代”肯定会接过第一代和第二代研究者的接力棒。我们的研究方向将代代相传，希望您的光芒将超越蓝色。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不幸的是，10个月后，范伯群先生飞到了河西，他的两代弟子不再关心他的导师慧泽。然而，学术生活是永恒的。范伯群宽广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深深地影响了“范门弟子”，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在范伯群病危住院的前一天，他还在自己简陋的小屋里，用放大的字体在电脑上仔细地写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译文。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传播到国外，但他的思想依然如故。晚年，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描述为“爬小山坡”和“一个接一个地爬小山坡”，在别人眼里这已经是一座高山了。

范伯群一生正直。他并不是因为名声显赫而不活跃，也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骄傲。他是一位绅士，脉搏温柔。他祈祷

苏州西郊的小王山青翠宁静。14岁的学者范伯群来到了姑苏市。尽管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仍然下定决心。他墓碑上的题词是:“复旦是苏州的本色。俗学不俗，洪钟大荒。风生水起，山高水长。”

(作者：张蕾，女，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编:田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