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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家冯天瑜驻足家中阅读思考修订新书献给父老乡亲

　　相信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

本报记者陆

今天，因新发肺炎疫情而关闭的武汉将正式欢迎解禁。在此期间，武汉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在武汉家中停留。他仔细地阅读和思考，修改了《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最新版本的校样，并在书的开头写道，“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武汉那些已经封锁了这座城市两个月的人们”。几天前，冯天瑜先生接受了我们记者的独家采访。

记者:在“城市关闭”期间，冯先生读了哪些书？

冯天瑜:随着新流行的肺炎来袭，人类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二战结束后70多年来最大的。然而，疫情和抗击疫情的战争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所谓的忧虑启发哲学。巧合的是，我正在修改我的新书《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校样。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围绕“文化生态”这一主题，重读中外经典，涉猎《诗经》 《周易》 《左传》 《国语》 《战国策》 《史记》和《明夷待访录》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章，形成了“大流行时期的生态讨论”、“世界医学国家”、“拯救商贾民族”、“收集风与诗”等主题

记者:你说阅读孙思邈《人类简史》有很多了解。你能谈谈吗？

冯天瑜:看着孙思邈那本著名的医药书籍《历史的教训》，初唐的“药王”，我真的很想去山上探宝。书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是:“古之善是医者，医学之国，中医之师，疾病之师。”其出版物《罗马家俱乐部》对“医疗之国”的主题进行了具体阐述:一流的医生不仅要治疗人类疾病，还要治疗该国的病人。孙中山、鲁迅和契诃夫是亲密的朋友，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顶级医生。在这场悲壮的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包括钟南山在内的一批医生，纷纷从治病救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医生中的医生。这些古今“医术”值得我们效仿。

记者:你看了古今史书，引出了《寂静的春天》 《备急千金要方》 2个问题。这非常有趣。

:《备急千金要方》春秋时期商人救了郑。抗日战争的历史包含了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伴随着抗疫私营企业家的杰出表现，他们对商人的历史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古今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走出“重基础、抑目的”和谴责商人的道路，打破近年来一度出现的“私营企业被开除”的论调。

鲁迅说:“读经典不如读历史。”历史的具体演变揭示了许多经典原则，教训是不言而喻的。阅读《国语·晋语》 《商贾救亡》 《“采风”与“诗谏”》，引向《左传》，了解开辟道路的重要性和“保卫人民胜于保卫四川”的历史教训。《诗经·国风》说:“我想表达的空洞的话不如看到它们并以深刻的理解行动。”老实说。

我读过关于生态问题的外国名著，如《左传》 《战国策·齐策》 《“采风”与“诗谏”》等。并对文化和生态问题有了新的见解。

记者:自3月中旬以来，北京阅读季和深圳阅读月联手推出了一项名读者在线分享活动，名读者名为“一起读一本书点亮南北城市”。你在网上做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关于你疾病的演讲。北京和深圳的数百家书店和微信读者同时收听了该节目，反响热烈。你觉得这个阅读活动怎么样？

冯天瑜:这种由出版界和图书界组织的活动，利用互联网将学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讨论同一主题和同一组古籍，交流思想和经验，并将阅读活动扩大到更深更广的范围。我听了杨天石先生的讲座，内容准确新颖，与读者的讨论生动有趣。如果这样的阅读活动继续下去，将会有相当大的效果。

记者:我们

冯天瑜:没错。在现代，武汉有被密封了两次。一是太平军进攻时，清政府封锁了武昌城。另一次是北伐战争中北洋军封武昌时。然而，这两个军事关闭的规模有限(武昌，三个城镇之一)。1月23日爆发的新皇冠肺炎疫情，导致拥有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武汉的三个城镇因生态问题关闭了两个多月，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让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有了新的理解，从而深化了本书的主题。

自1980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文化史的研究，40年来一直把文化生态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文化史不局限于个人文化英雄的传记，也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普通人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同作品”。出版于1990年《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上一版《中国文化生态学》就论述了这一点。之后，我继续在几部作品中讨论文化生态，但我仍然不满足。

近几年来，我患了两种严重的疾病，并多次处于危急状态。获救后，我觉得将来不会再有了。因此，我必须密切关注这个问题。到2019年下半年，曹诚《人类简史》将从地理环境、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制度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文化生态的历史演变。因为我认为文化生态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即“天人合一”与“人性”的结合。校样的修改与城市的关闭同时发生，以对抗流行病和暴风雨天气，这激发了许多思考。手稿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请在本书将来出版时批评和纠正它们。

记者:您已经在武汉生活了很长时间，亲眼目睹了疫情的发展。你对武汉未来的复兴有什么看法？

冯天瑜:抗日战争胜利时，我3岁。我和父母一起来到武汉。对于这座已经生活了70多年的城市来说，它充满了深深的情感。我对经历了重大疫情的武汉的复兴充满信心。武汉是九省通衢，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底蕴丰厚。我已经在这里详细写了《历史的教训》 《寂静的春天》。当武汉位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时，它的地理优势非常突出。早在清朝，美国和日本就称武汉为“东方芝加哥”，这不是一个虚假的名声。汉口的对外贸易“受天津推动，赶上上海”，直到20世纪中叶，武汉的工商业在全国名列前茅。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武汉取得了飞速发展。它也是全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大学生人数超过一百万，居全国第一，即世界第一。武汉人勤劳、聪明，善于学习和创造。许多因素决定了武汉一定会再次崛起，重获辉煌。

记者:在你看来，这种流行病在全球的传播如何影响“全球化”？

冯天瑜:这种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正如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预测的那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国的回应是“关闭城市”，甚至是“关闭国家”。这将不可避免地给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挫折。国家和地区的自我封闭将成为一种趋势。然而，新冠状病毒的可变性和顽固性将导致对疫情的长期解释。此外，各种次生灾害将在几年内危及经济活动并影响国际政治。因此，我们不应该盲目乐观。我们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一些评论者认为，“全球化”正在缩小，亲密度正在上升，这是未来的趋势。我想，不是一片叶子瞎了。各国“封闭的城市”甚至“封闭的国家”应对这一流行病，这必然会阻碍全球化并导致孤立主义的兴起。然而，这是一个短期现象，将影响中期而非长期。因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传播

一是增强国家和人民的生态意识。工业革命后，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它的无限扩张是非常危险的。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文化生态学对此进行了反思，主张人类应该从“自然统治”回归到尊重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和谐”。然而，新流行的肺炎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利用自然时，我们必须顺应它。

第二，面对严重的流行病对人类的惩罚，我们必须改善卫生保健系统。在过去的20年里，医疗保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仍然需要改进。目前，中国卫生保健支出在财政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低。今后应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建立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既满足日常需求，又有利于应急反应。这是通往长期和平与稳定的道路。

第三，保持和发扬全国军民抗击艾滋病斗争中的“仁义精神”。应当高举人道、民主和法治的旗帜，发扬南丁格尔治病救人的精神。国家和地区的灾难应该充满忧虑和同情，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灾难也应该充满情感，而不是以邻为壑。“老、老、幼、幼、幼”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主编:田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