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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捷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肯定了这一新政：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比如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这是要考虑的。

　　杨志勇对这一举措表示赞成，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个家庭生小孩越多，得到的补助也就越多，全世界都是如此，“像美国，一个家庭小孩生得足够多，都会得到补助，甚至包括单亲母亲，抚养小孩也能拿到补助。其实不仅二孩，住房按揭、养老社保以及子女教育费用等项目也可能会进行抵扣。”

　　3500元免征额已实行6年，该不该提高？

　　近几年，关于是否需要再提高免征额的争议不断。

　　1980年9月我国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确定了个税800元的免征额。之后进行的每一次个税改革，基本思路都是提高免征额。先是2006年，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并在税前扣除“三险一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2008年又将免征额从1600元调整到了2000元。2011年再从2000元调整到3500元的标准，同时工资薪金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缩减至7级。

　　刘剑文清楚地记得，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改时，当时方案确定的免征额标准是3000元。“当年立法跟过去立法有所不同，强调凡是涉及到民生的法律都必须公开征求意见，而个税法是一个很典型的民生法律。方案在公开征求意见时，很多人认为3000元的免征额有点低，于是，正式出台的个税法就将免征额调整到了3500元。个税改革，既要反映民情民意，还要让大家可以期待，有合理的预期。”

　　自2011年个税免征额调整为3500元后，6年过去了，其间关于提高个税免征额的呼声从未间断过。特别是每逢全国两会，个税改革的话题总能成为代表委员和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为什么6年都不提高个税免征额？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免征额之所以多年未调整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3500元的免征额提得过快了。二是个税改革的方向是将逐步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的税前扣除制度，再提高免征额不是改革方向，因此基本扣除不会有大变化；如果有专项扣除，就不适合再提高免征额。三是提高免征额是劫贫济富，免征额提得越高，高收入者减掉的税越多，因此不宜再继续提高免征额。

　　杨志勇有自己的看法，“3500元指的是基本生活费用，而且3500元免征额已经过去几年了，即使是当时3500元提得快了点，当下基本生活费用在提高，就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收入偏低的问题，只要提高免征额，对中低收入者肯定有利。”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都把目光聚焦在改革个税免征额上，希望通过提高免征额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担。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提交的《关于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5000元的建议》，提出应根据近年来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情况，调高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起征点至5000元，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税方式，最大限度体现税负公平。

　　众所关注下，肖捷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的回答已经比较明了：“作为纳税人普遍关心的提高免征额的问题，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我们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确定是否提高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

　　学者建议将最高税率从45%降低至25%

　　除了免征额，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还有工薪个税采取的超额累进税率。

　　其实，为降低中低工薪所得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2011年，在提高工薪个税起征点至3500元的同时，也将此前的9级税率缩减到7级，税率范围为3%～45%。

　　这样的税率设置，在6年前无疑能起到降低中低工薪阶层纳税人税收负担的作用，但如今，中低收入者的感受却大相径庭。

　　吴磊在北京的一家传媒公司工作，一个月的税前收入1.27万元。这个收入水平在三四线城市算是比较可观，但是，在北京，他过得很拮据，甚至有些捉襟见肘。

　　“在北京，一个月1万元能做什么？如果你没有买房子，房租一扣就差不多了。”吴磊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无奈地表示，他每个月在扣除“三险一金”及个税等相关费用后，拿到手的钱不到1万元。他们一家3口在东四环边上租住两居室，仅房租每个月就要6000元，2岁多的孩子每个月的花费得有1000多元，妻子的工资又不固定，因此，家里的整体收入满打满算只够日常生活开销。